近日，连续接到好几个电话，都在询问记者曾采访过的一个老人的事情。这些电话又将记者带回到几年以前的一天下午。
所以，当我走进他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时，并没看到这个老人，但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影子。
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应该有110平方米以上。有两间小房间里各支着三张床，都十分破旧，几乎所有的木床都曾反复修补，有几张木床的腿断了，就钉了两块小木板支着，那都是让农村牧区来的乡亲们留宿用的。还有一间小屋子是客厅，里面有一组三人沙发和几把破旧的椅子，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领袖的像，对面墙根里一个小柜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18英寸旧彩电———10年前，我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见过这台电视机。
剩下的一间屋子稍大点，那是他的卧室，他曾经睡过的那张木床，靠在一个临窗的墙角里，床头架也曾反复修补。挨着床的墙面上有几个地方的墙皮已经脱落，墙体，用旧报纸糊了一下，还没完全遮住。床板是几块木板用钉子钉起来的那种，床板不平，就又垫了一些硬纸板。床边上立着一个带锁圈的破旧小柜子，柜子上有一部老式的电话机和一台现在特别难看到的录音机，柜门上挂着一把铁锁。小柜子边上的墙角放着一个高一点的书架，它旁边靠墙放着一个劣质复合板衣柜，有一扇门快掉下来了……房间另一面的墙根里堆放着一摞报纸……这几乎就是全部了。整个屋子里面看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
对了，我差点忘了那个狭小的门厅。一进门，门厅右侧靠玻璃隔墙的地方，临时安放了一个小柜子，上面是一个老人的遗像，遗像前摆放着几样简单的供品和酥油灯。遗像上的老人依然穿着那件好像已经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普通百姓的家，而是一个早在1950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就当了县委副书记的领导干部住过的地方，你会怎么想呢？
如果我还告诉你，这个人还是个高级领导干部，早在1971年就当了省委常委，历任青海省常务副省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在省级领导岗位上在任22年之久，你又会怎么想呢？
如果我再告诉你，这个老人还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这是他最后的日子里不得已临时借住的地方，你又会怎么想呢？
是的，这个老人就是尕布龙。一个牧人和公仆，一个从金银滩草原一路走来的放羊娃，一个从放羊娃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高级领导干部。
也不知为什么，自打听到尕布龙离世的消息，我一直细心地留意任何有关他的公众信息，包括讣告上的手机号和生平文字表述中每一个精心推敲过的措辞。我一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最终的一句评价？如果换一个人，我们会说，这是善终。而对尕布龙来说，是，也不是。是，这是他应得的，而不是，是因为他一生辛劳看重的是辛劳本身的意义，绝不是因为人们怎样评说一个人的辛劳，尤其是他这样一个人。
在我的心里，尕布龙更多的是一个善良的牧人，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时间，他才是一个领导干部。只是，有很多时候，他把一个牧人特有的一种品质带到了那些特殊的场合和时间，所以才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一些时候，他一直以自己的努力试图实现一个领导干部成为一个普通牧人的可能理想。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也是一次历经长久跋涉的特殊实践。既然他能从一个普通牧人变成一个领导干部，理所当然，也能从一个领导干部还原为一个普通牧人。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城里工作，退休之后又回到乡下务农一样。他从没想过，这种身份角色的转换会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因为，即使在位高权重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忘怀自己就是一个牧人。
如果让我写一句话，作这个老人的墓志铭，我会这样写：“一个牧人一样的公仆，一个公仆一样的牧人。”
今天，当尕布龙离开这样一个世界之后，又有人约我写尕布龙时，我已经没有更多新的故事可以写了。而且，我不敢肯定，如果尕布龙泉下有知，他会不会还让我写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对他而言，所有的故事都已结束。而对我们、对于生者，重要的并不是怎样用不同的角度去讲述同一个故事，而是用怎样的一种心态去聆听和认知。
2011年10月11日《青海日报》刊发的《尕布龙同志生平》中有这样的文字：“退休干部尕布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2011年10月8日凌晨4时50分在西宁逝世，享年86岁……”报纸上对他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这是19年前那个春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在西宁北山一个叫大寺沟的地方，一位70岁高龄的古稀老人正率领一群民工，在那荒山坡上栽下一株株树苗。他和那些民工干得一样起劲儿，还不时地和他们打诨逗乐。
他一身布衣，满身泥土，头上是一顶破草帽，脚下是一双旧帆布鞋，俨然一个民工的样子。那高大结实的身子骨，那大脸盘上粗糙黑红的皮肤，那一双大手上布满的老茧和手背上暴突的青筋以及血管，都是他一生辛劳的写照。
早上7点多，他就在山上了，等民工们上山时，他已在那里干了快两个小时，挖树坑，抬苗木……中午，他就在那山坡上和民工们一起啃点干馍馍，喝点茶，就又和他们一起劳动，一直干到傍晚时分，整整十几个小时。
“天快黑了，大家收工吧。”像每天一样，他站在那山坡上用沙哑的声音喊出这句话之后，便放下手中的铁锹，一瘫坐在地，望着那一株株刚刚栽植的树苗，心里充满了欢乐。
歇了一会儿，他也准备起身往回走了。但他却已没有力气支撑起他那高大的身躯。他双手着地，就地挪了挪地方，腰里一阵酸痛。他太累了。司机来扶他下山时，他已无法动弹了。不得已，司机和几个民工硬是把他从那山坡上抬了下来，放到车里……
看着他像个老农在那山坡上劳作的情景，你能想象，这是位曾在县级以上领导岗位上任职近40年、仅在省级领导岗位上任职22年之久的老人吗?
1989年，青海省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成立时，他就担任了顾问。1992年，66岁的他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组织上又让他担任了两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从此，他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这两座荒山的绿化。除了每年春上的造林季节，他要和民工们在山上大干60天之外，一年四季，他几乎天天都在南北两山的沟沟梁梁上奔波。冬天看防火，秋天看管护，天旱了察看浇水情况，下雨了看防洪设施。每天他都是天刚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到家里。每天的午餐几乎都是干馍馍就茶水，有时甚至连干馍馍也啃不上。
有次去廿里铺拉云杉苗子，早上6点就出门了，本想中午就能赶回指挥部吃午饭，可因修路堵车，早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苗木还没装好。饿了，他就跑到一个老乡家里要点洋芋什么的，想充充饥。可能是他那满身泥土的样子令人生疑，竟被人家没好气地给赶了出来。他倒没觉得有什么，但那个老乡在得知到他家讨饭吃的那个老人居然是尕布龙时，几年后谈及此事，仍面有愧色，泪水盈眶。
据史书记载，南北两山曾经有茂密的森林，至清代以前仍有植被覆盖。尔后的几百年间，这两座近30万亩的山体和整个湟水两岸绵延百余公里的大山一同逐步沦为寸草不生的荒野。
为改善西宁的生态环境，近半个世纪以来，治理绿化南北山的活动从未间断，只是年年植树不见树，荒山依旧不见绿。直到南北山绿化指挥部成立之后，这两座荒山的绿化也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指挥部历任总指挥均由青海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省、市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尕布龙作为常务副总指挥，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为这两座荒山的绿化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
那年春上的一天，他带着几个人到韵家口苗圃挖红柳苗子。那天风很大，也很冷。他本来就有点感冒，干了一天的活，累了，支持不住，就靠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收工时，人们才发现他不见了，便到处寻找，等找到时，他快被那大风裹卷而来的黄土给埋掉了，身上、脸上、耳朵里、鼻孔里全是土。
第二天，他的感冒加重了，脸色都发青了。他还有糖尿病和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肺气肿是1985年青南特大雪灾期间，在唐古拉山上指挥救灾时患上的，从那以后，他只要稍有感冒，肺上就出问题。司机小赵和为他做饭的活巴看他病得不轻，就劝他去住院治疗。
“像你这样的高级干部，住院看个病有什么？就是花点钱，还不是公家报销吗？”但他却回答说：“公家的钱也是钱，还不都是人民的血汗，能省几块是几块，不能乱花。”
看样子，送他去住院已是不可能了，小赵他们就又劝他：“那今天就别上山了，吃点药，在家里休息一天”。他还是不干：“那怎么行。我就是死了，也不过是一个人。山上的那些树死了，可是大事，那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就又硬是上山了。他说，只要一上到山上，看见那些树还好，他心里就踏实。要是一天不上山，他心里就空落落的。
这两年，这两座荒山正在一点点变绿。春夏时节，从西宁街头望向南北两山，那一道道山梁上已是一片片绿树了。至2001年时，已规划的5万亩绿化区内的41个绿化小区大多数已绿树成林，累计已完成4万多亩的造林工程，栽植各种乔灌木树种4000多万株，其中3400多万株树木已经成活，这是西宁1989年前40年间累计造林量的3倍。人们都说，假如没有尕布龙，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是能栽下这么多树，也绝难成活。就是成活了，也绝难保住。
虽然，他没有亲手栽植所有的树木，但几乎每一棵树下，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他的汗水。挖坑时，他检查过树坑够不够深；植树时，他察看过回填的土有没有踩实；浇水时，他测试过水是否浇透……
尕布龙说，这两座荒山已经干透了，尤其是北山，在山上挖一个坑，越往下，土就越干，没有一点湿气。每一棵树的成活都靠浇水，天旱的时候，只要几天不浇水，树就会晒干枯死。
2000年春天，记者坐他那辆老式的丰田吉普车上山去见他———那是他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就配给他的车———车上放着些红柳树苗。小赵说，这是常事。他的车不但拉运树苗，接送民工，甚至还常为住在山上的民工们拉运要饲养的猪仔和羊羔。近20年，他先后换过5位司机，都是因为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白天黑夜地要往山上跑，每位司机跟上几年就受不了。他们说，他们能够和他一起啃干馍馍、干苦活，这都没什么，但他们不能和他一样只顾那两座荒山的绿化而放弃个人的一切。而他却从不为身边工作人员的私事说一句话，尽管他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贫困百姓去奔走相助。他乘坐的那辆老式丰田吉普车已经很旧很旧了，却一直不肯换，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多次提出要给他配辆新车，他都婉言谢绝，说新车、好车跑山上不方便，直到那辆丰田车被强行报废才换了一辆新车，一辆国产吉普车。
他在山上奔忙了10余年，几乎所有的民工都跟他很熟，熟得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工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一个省级领导，担任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就是在一些知道他实际身份的人眼里，他也根本不像个高级干部，而更像是一位过去的生产队长。他们说，他们没办法把这样一位朴实可爱的老汉和一位高级干部联系在一起。
于是，有人说，他原来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又有人说，他曾在一个大机关的食堂里当过厨师，因为老实和能吃苦，领导就让他来搞绿化了；还有人说，他很有钱，经常自己掏钱给民工们买茶叶、买吃的，而且每次都买很多，就是中午给民工们买个茶蛋吧，除了他自己不存在，民工们每人都会分到一两个。这些传闻，有的是他自己说的，有的是别人亲身经历的，有的则纯粹是猜测。
知情人都说，他的薪水尽管不低，但他基本上没有分文积蓄，他的工资除了供他和常到他家里的那些老百姓们吃饭之外，还有一部分就贴到两座荒山的绿化上了。有一年过春节，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后，还给他发过1000元的困难补助。有时，实在紧张了，他还向一直在牧区当牧民的妻子和女儿伸手呢!他的酥油、炒面和羊肉大多数都是家里供给的。
这些都是普通而平凡的小事，但这种小事日积月累之后，即使发生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每一个两山绿化的劳动者。每每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那荒山深处劳心费神的样子，他们就在心底里叮嘱自己：就凭了这位老人的存在，也要把每一棵树都种活。他的生平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他长年带领干部职员种草植树，为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授予首届‘母亲河奖’。”
那时，尕布龙已经76岁高龄了，他已经在这两座荒山上拼搏了整整10年。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人生中已没有几个这样的10年了。两座荒山的绿化奏响的无疑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乐章了。
2002年，他再也上不了山了。他老了，身体也慢慢变得不行了。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肺气肿、前列腺肥大等各种疾病缠身，他无法再到山上种树了，便从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的位置上彻底退了下来。他的一生所剩的日子已经不是很多，他想回到草原上去。尽管，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想回去，因为那里是他的家，如果再不回去，他就永远回不去了。他给组织提出他的愿望，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事给组织上提要求。省财政为他拨付了40余万元的安家费，让他到海晏县老家修一栋房子。他就在海晏草原上花了23万元建了一座四合院，一面自己住，一面留给村上做党员活动室，另一面给哈勒景三个行政村当合作医疗室。然后，就把省政府的房子退还给了政府。
他又回到了草原上，成了一个牧人。他愿意是一个普通的牧人。在这样一片草原上作一个牧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地处青海湖和祁连山之间，青海湖是“中国最美的湖泊”，而这片草原则是“中国最美的草原”。王洛宾先生那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大草原为他展现出弥足珍贵的快乐时光，百灵鸟的歌声和牛羊的欢叫声又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白云悠悠，奶茶飘香，一种久违了的牧人生活又回到了他的眼前，一切都是那样地美好。
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计划，想用自己最后的一段日子，在哈勒景草原上搞一个牛羊育肥的示范项目。很快，他就修建了一栋畜棚，并购买了一群牛羊。还在房前屋后和道路两旁栽种了很多树。虽然，最终那些牛羊并没有给哈勒景草原上的牧人带来他所憧憬的那种幸福曙光，但是，对这样一个老人的这样一种执著，你能说这是一次失败吗？而且，那些树还活着，它们用一抹绿色见证了一个老人最后的牵挂和念想。
在草原上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了，晚上睡觉，上不来气。一开始还扛着，后来扛不住了，才到西宁检查治疗。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们就不敢让他回家了，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从当时开始，他就没离开过医院。一开始，一年住一次院，后来是半年，再后来就是几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他再也回不到草原上去了，就从省人大常委会借了一套房子住。那一段时间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哈勒景三个行政村的合作医疗，还有南北山的那些树木。
2009年6月，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之后，直到离开人世，整整两年半时间，他一直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据说，那段日子，除了组织上和家里人，他谢绝所有探望，尤其谢绝带钱物的人来探望。他说，那会使他不清净。他想清净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其实，尕布龙作为一个老资格的省级干部仅有南北两山的故事就足以大书特书，甚至可歌可泣了，尤其在今天。但是，尕布龙毕竟是尕布龙，南北两山只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他像一匹历经风雨坎坷的老马，在经历了更加艰难的长途跋涉之后才走上南北山的。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公仆生涯中，最令人感佩的还是他和老百姓之间的那一段段用真情和心血写成的故事。
那是2000年的一天下午，在他那间简陋得有点过分的客厅里，当我和几个老百姓聊天时，他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吸着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据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讲，这已经不错了，以前都吸两三毛钱的。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离开他家，而他却一直那么沉默着。临别才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不知老百姓甘苦的人不配做的干部，而一个人只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艰难地生活和劳动过，才能体会老百姓的甘苦。”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
从他放下牧鞭走进党政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可不能忘了那养育了自己的草原和牧民群众啊。后来，他先是从一名普通干部成为一个科级干部，继而又成为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最后又成了省部级干部。地位在不断升高，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加大，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的那句话。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走到啥地方、干什么工作，他心中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成了他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
他家里每天都吃住着少则七八个，多则几十个来自各地的农牧民群众。60余年，两万两千多个日子里几乎从未间断过。有人说，别说是省级干部，就是普通百姓也很难做到这样。而在尕布龙家里却天天如此。
那时，他已经是副省长了，住在省畜牧厅家属院的几间平房里。有一次，一天来了七八个农牧民，有六七天的时间吃住在他家里，屋里自然是住不下了，他就在房前的空地上扎了几顶帐篷让他们住。他们都是到西宁办事或看病的贫困百姓，没钱去住旅店，更没钱到饭馆吃饭，就把这位副省长的家当成了他们的免费食宿站，而尕布龙也就心甘情愿地肩负起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的光荣义务。他说：“既然老百姓都把我当成了家里人，我的家也当然应该是他们的家了。我本是一个放羊娃，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高级干部，人民群众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这样做不过是对养育之恩的一点报答，算是尽了一个人民公仆的一点责任和义务。”
13年前，我曾多次去他在省政府的家里采访。这时，他的住房条件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虽然旧一点，但却宽敞多了。
这是一套约150平方米的单元楼房，在一栋楼的西头，他住的是一二层。一楼一个过道、一个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二楼是5间卧室。一楼过道里几乎没放啥东西。客厅的中间放着两张以前的会议室里常见的那种方桌，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长方形，桌子两边放着六七把老式的旧靠背椅子，上面某某招待所多少号的字样还依稀可辨。门口一角放着一张小一点的旧方桌，上面是一台18英寸的旧彩电。电话机放在窗台上，旁边还随便摆放了三两盆普通的花草，一面的墙上挂了两幅旧的字画。靠里边，离墙两米处拉了一道布帘子，隔出一个狭长的空间，从外面看像是一种装饰———尕布龙打趣说：“这是我自己搞的室内装潢。”掀开帘子，里面的陈设便一目了然，靠窗户的一头，紧挨着墙，用几块木板拼凑着支成了一张单人床，看上去就像是工棚里临时搭起来的那种。从那床下开始直到另一头，沿墙根儿一溜卷起10余卷草垫子，草垫里面卷着的被褥从两头露着些花格子什么的，格外扎眼，从帘子到墙根儿的地上铺着一长溜红色的腈纶地毯。尕布龙说：“整一个班的人可以在这里睡觉休息，床上是‘班长’，床下面就是‘士兵’了。”
餐厅里是一张可以围坐八九个人的大方桌，很旧，朱红色的漆已经斑驳。一楼卫生间里放着一个用钢筋焊成的脸盆架，已经锈迹斑斑，上面的脸盆有许多地方的瓷已经碰掉了。脸盆架子上方墙壁上挂着一面老式的那种有朵大红花的小镜子。门里边靠右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破竹筐，是用来放垃圾和废纸用的。
二楼上有5间屋子，阳面角落的一间是尕布龙自己的卧室兼工作间，其余4间里每间都支着4张床，都是以前的小旅社里用的那种旧单人木床———说是以前从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处理来的，一起处理来的还有几张大桌子。有时来的人多了，那些单人床就当双人床用了。那天，司机小赵在领我参观这个也许是举世罕见的高级干部的“官邸”时很平静地说：“今晚家里人少，很安静，你看见了，一共也就七八个人。前些日子有段时间，每天都有三十几个人呢!”
家里来的人多，最辛苦的要算做饭的人了。当时给他做饭的厨师活巴说，有时，一顿饭要做三四次才够大家吃，多少年来，他们家的米和面从来没有一袋一袋地买过，每次去都是七八袋、十几袋地往家里扛，而且，太好的还不敢买，总是挑便宜点的买，就他的那点工资，还不能全用来吃饭，还得留出一部分用于其它料想不到的开销。譬如有人生病住院了，钱不够，怎么办，还不是他给垫上。能找到他家里来的大部分人，都是农村牧区的贫困群众，在城里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可以投靠，他不管谁管?
据有心人粗略统计，2001年之前的30年间，仅他带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那时候还叫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贫困农牧民患者就有70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病重期间，尕布龙曾亲自在病床前守护过。
有一次，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患了急性脑膜炎，在送去医院抢救之前先把他送到了尕布龙家里。在那个牧民的心里，尕布龙是他们真正的贴心人，如果他都救不了孩子，那就没人救得了。他们是晚上9点多进的尕布龙家，l0分钟以后，孩子就已在医院里了。在进行抢救的近10个小时里，孩子一直昏迷不醒，尕布龙就像守护自己的孙子一样，一直在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直到医生走出抢救室说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时，他才放心地离去。事后，那牧民去向他道谢。他却说：“你应该感谢的是医生，是他们救活了你的孩子。”
曾任他司机多年的崔生满师傅说，无论再累再忙，只要有农牧区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贫困患者来找，他都会马上出来亲自接待。有时候，身边的同志们劝他，一点小事，没必要他亲自去办。他却说，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很多老百姓的事没有办好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亲自去办。在一批又一批迎来又送往那些普通百姓时，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开始都不理解，就常常问他：“是你的亲戚?”“不是。”“那，是你熟人。”不是。”“那你认识。”“不认识。”当这种简单的问答重复了多次之后，人们就对那些老百姓的来访习以为常了，只有他乐此不疲，每次见有陌生的农牧民到家里来，他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且往往越问越具体，以致使他们感到这个慈祥的老人始终生活在他们身边，对他们身边的事有时比他们自己还清楚。
他曾长期在省级领导岗位上工作，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曾留下过他风尘仆仆的身影，他到过几乎所有的村庄和牧业点。而每到一个地方，他最牵挂和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有没有改善。其实，自从他参加革命工作的那一天起，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老百姓疾苦就成了他这一生的工作作风。他奋斗了一辈子，也把这个作风坚持了一辈子。
每次下乡，他总要在半路上下车，然后绕道步行，走帐串户，访寒问苦，并叮咛司机在他到达约定地点以前不得提前抵达。那时，他已在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了，有一个叫满坪的贫困乡被确定为省人大常委会的定点扶贫对象，他主动分管此项工作，也就经常到那里检查调研。每次去，他都不会直接去乡上，而是去一个村庄，没有常见的那种陪同人员，也没有领导的架子和派头。他像个老农一样走进那一户户贫穷的院落和那些温饱无着的乡亲们攀谈时，他的心里既充满了感动和温暖，又感到羞愧和酸痛。令他感动和温暖的除了那滚烫的热茶之外，还有他们的善良和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令他羞愧和酸痛的却是他们贫穷的日子和无尽的盼望。在河口村，当他走进一个老人那低矮的柴门时，他的心刺痛了。当他进屋内握住陈老汉那双如干柴般的大手时，眼前的一切使他泪如泉涌。只见那屋内空空荡荡，一贫如洗，土坑上的毛毡已经七零八落，那堆卷在墙根儿里的被子破旧得已辨不清是啥东西了。他在屋子里站了很久，然后，流着泪走出了那院落。此情此景，他已不忍目睹。
回到西宁躺在床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他一闭上眼睛，陈老汉家土坑上的那一堆破被子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第二天，一醒来，他就对活巴说：“你把家里新一点的那6床被子全给装到小崔的车上，我今天要去满坪看一个老人。”照料他饮食起居的活巴昨晚就听说了那个老人的事，他也很不好受，尤其是看到尕主任连吃饭的心思都没了时，他更加不安。但他还是忍不住地提醒：“你一次把家里新一点的被子全拿走，家里来的这些人盖什么?”他看了一眼，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先凑合几天，我们的困难总会比那个老人要好解决得多。”
这样的事在尕布龙的人生经历中算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有几次，我想就这些事与他好好谈谈，但每次他都三言两语就把我给堵住了。他说：“这些事算不了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那么，我们不做这些事，由谁来做呢？”在一次次与尕布龙、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的交谈中，我不断地问我自己也问他们：他倾毕生心血为百姓操劳究竟图个什么？有人说，什么也不图；也有人说，也许就图个好名声吧———但是，他图了好名声又图啥呢？
而他自己却说：“我从没想过做一点点小事，就图个啥。如果一个人每做一件事就想着要图个啥，那他还会有心思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做事吗？我只是凭着天地良心生活和工作而已。这难道不应该吗？”
是的。这难道不应该吗？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于太多的不应该，而对应该的却早已忘怀了呢？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尕布龙作为一个省部级干部，甚至连茶叶都舍不得喝。多少年来，他一直用山上自己种植的黑刺的叶子充当茶叶泡水喝。问及此事时，他淡淡一笑，风趣地说：“这种茶有保健作用。”
说来，你可能还是不相信，几十年来，他家的餐桌上从来没有过一道像样的菜，偶尔有一盘炒鸡蛋，那已是破天荒了。每年冬天，他都要腌几大缸萝卜和白菜。他一年四季都是一身布衣，以致很多人都觉得，他好像很多年没换过新衣服了。无论冬夏，他罩在外面的永远是那套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
你能简单地说，这仅仅是一种俭朴或者廉洁吗？我们甚至不能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之类的话对这样一位老人进行评价———我不知道为啥，总觉着那样做他和别人都会感到别扭。
对这位憨厚的老人来说，俭朴和廉洁从来就不是一种追求的目标，而是一种品质，一种任何环境都无法改变的本色。加上他秉性耿直甚至固执己见，越发凸现出他的本色。就像他脸上那蒙古人特有的棱角一样，任凭岁月沧桑，也无法抹去。虽然白发已经布满了双鬓，虽然皱纹已经刻满了额头，但他依然故我。
当了22年的省级干部，他至少有数千次下到全省各地的农村牧区搞调查研究和检查指导，但在每次下去之前，他从没向当地党政部门打过招呼，更不允许其他同志背着他事先通知接待。而每到一个地方，他总和秘书、司机同住一屋，一间普通房间，有三张床就行了，吃最简单的饭菜。
有一次去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那时他已是常务副省长了，检查完工作时也快到午饭时间了，他看见，一位乡干部向另一位乡干部“挤”了一下眼睛，那个乡干部就会心地离开去准备午饭了。他发现了，就问：“中午吃什么？”那位挤眼睛的乡干部回答：“省长，我们准备了个尕羊，已去收拾了，简单吃点。”他一听就不高兴了，执意拒绝。乡上的人说：“你一个省上领导来了，我们表个心意，宰一个尕羊算个啥，我们‘挤’个眼睛不就行啦!”这下，他可火了：“你们这样挤一下眼睛就宰掉一只羊，一年要‘挤’掉多少只羊哩？”回到西宁后就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此类事情。
还有一次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县领导不知怎么知道了他已在草原上了，并得知这一天，他要路经一个牧业点，就吩咐下面的人在那里准备一下，接待他吃饭。饭确实准备了，而且还宰了一只羊。但尕布龙几个人到那里时，负责接待的人还没赶到，锅灶、帐篷前忙碌的人又不认识他。他故意问：“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饭吃，我们都饿了。”当时，就有人回答说：“不行，我们是在等尕省长，这些吃的是给他准备的。” 他又不动声色地说：“那好，不过，尕省长他肚子也尕，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你们就给我切一小块羊肉，给一点点面，我们自己揪点面片吃，总可以吧？再说了，我们也是为工作嘛。”那些人就同意了。他就开始亲自动手做面片。等他吃完了，在那草地上休息时，负责接待的人才赶到。专门请来做饭的厨子一听刚才做饭的那人竟然就是尕省长后，吓得脸色都变了。但他却开玩笑说：“没什么的，说不定你做饭的技术还没有我高呢，不信，你尝尝。”
他在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在海南州召开过一次全省州地市人大工作联系会。会议期间，他一直要求饭菜越简单越好，而且一律不准上烟酒饮料。会议最后在贵德县结束，按惯例所有大小会议结束时总会有一次宴会，烟酒是少不了的，饭菜也得上点档次。他走进餐厅看见所有的桌子上都摆满了盘子，还放了烟酒，脸色顿时铁青。在饭前讲话时，他气愤地说：“同志们呐，就在此刻，因为发大水，南方一些地方，有上亿人正在遭受灾荒，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你们能吃得心安吗？请马上从所有的饭桌上撤下烟酒和饮料，并请会务组的同志负责清点折算，把钱全部捐给南方灾区。”
他讲完话，一坐在那里时，餐厅里静得能听见他喘粗气的声音。他平生最厌恶的事就是一些干部慷国家人民之慨，行铺张奢侈之能。那次海南之行前后四五天时间，他一直和两三位工作人员住在一间大房间里。
1990年7月，他带领有关厅局领导和东部几个贫困县领导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就东部贫困山区调一部分农民到海西搞扶贫开发的事进行当地考验查证。那天一大早，他们从都兰出发到格尔木———那是个周末，身边的人问他：“要不要给格尔木打个招呼。”他不让。等他们一路考察过去，赶到格尔木时，招待所餐厅里已无饭了。于是先登记住宿，他便要求一律住丙级房间：“这么多人，住便宜点好。”一些厅局领导就已不太高兴了。有的厅局在格尔木有自己的宾馆和招待所，就私下里做工作说：“到我们那儿住吧，条件比这里好，免费吃住。”他坚决不去：“如果嫌这里条件差，四五个人住一个房间不好，那你们去吧，我就在这里住，我住惯了这样的房间，条件太好了睡不着。”所有的人再不敢出声了。
不仅如此，这几十年间，他无数次下农村、跑牧区，无论在啥地方吃饭，他都要付三个人的饭钱，一份是他的，还有两份分别是司机和秘书的。一次去一个村子，在村干部家里吃了一顿饭，他要付钱，那位村干部硬是不收，说：“你为我们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请你吃顿饭也是应该的，何况，就是一顿家常饭嘛。”他也就没再坚持，但车开出村头之后，就让人把20元饭钱硬是送了回去。
他说：“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更不是因为一顿饭就会把老百姓吃穷，现在的老百姓一顿饭还是管得起的。但是，人人都吃饭不给钱的话，就会‘吃’坏风气。风气坏了就是大问题啊。”
除了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之外，尕布龙作为一个放羊娃出身的高级干部，他还以特殊的方式与基层百姓保持着联系。在1985年以前，每年过春节放假期间，他总要回到他曾牧放过牛羊的那片草原上放三天羊。他说，他每次赶着羊群走向山坡的那一刻里，他都会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人，一个放羊娃和一个省级干部之间其实没有过大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放羊娃手里握着的是自己的牧鞭，而省级干部手中握着的则是人民给你的权力，因而肩上就得替人民挑着担子，心里就得装着人民的疾苦。
但是，那之后，他再也不能去童年的草原上牧放那些牛羊了———那些在他的梦中都叫个不停的牛羊。他知道，那一次从唐古拉山顶的突然撤离不仅给他留下了一块儿心病，也给他自己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而这还是其次，更要命的是，身为一个蒙古族牧人，从此他再也去不了唐古拉了。唐古拉在他母语中的意思是“雄鹰也飞不过去的高山。”
1985年，雪压昆仑，青海南部高原遭受特大雪灾，那是近百年青南草原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雪灾，几十万牧民和数百万牲畜受灾。作为抗雪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尕布龙镇守唐古拉山顶的前线指挥部，坐镇指挥抗雪救灾之战，在海拔5300米的高地上整整坚守了一个星期。等他从山上不得不提前撤下来时，脸色已经全紫了，感冒引起的肺气肿险些没要掉他的命。不过，严重的病情还不是他撤离救灾前线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至死都令他悔恨不已的原因。那就是那位英雄的牺牲。
准确地说，那个人，在那些天里，是他抗雪救灾前线的得力干将，是一名师级军官。那一天，指挥部接到消息说，有数百名牧民在大雪的围困中生死未卜。他当即命令这名军官带领救灾突击队的官兵前往寻找营救。
那位军官接到命令后对他说：“现在雪这么厚，带这么多人进去，无疑是去送死，看能不能再等等。”
他一听就火冒三丈，大吼道：“那么，那些牧民群众的死活谁来管呢!”那军官再没吭声，就立刻带领部队下去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雪野中了。
一语成谶。那位军官没能活着走出那片雪野，突击队抬着他的遗体回到了指挥部。
尕布龙在见到英雄遗体的一刹那间，就僵在那里。几秒钟之后，眼泪就从他那双已熬得红红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随着他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他差点也昏厥过去。
他一定要亲自护送英雄的遗体回西宁。从唐古拉山麓到西宁约1400多公里的路上，尕布龙一直用双手小心地抱着英雄的遗体，一路哭到西宁的。回西宁后，他又亲自张罗处理后事。之后，又亲自为英雄的家属和孩子们安排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 “如果他活着，在当时这些都是小事，会有人主动解决这些困难的。但是，他突然死了，就没人帮他们了。”回想起那一幕时，尕布龙感慨道。
但是，他自己的病却给耽搁了，以致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儿。从此，只要一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他就喘不过气来。每次去海晏老家草原，他就得匆匆赶回城里。这似乎意味着大草原和故乡正在离他渐渐远去，由此产生的一种疼痛常常使他有撕心裂肺的感觉。
于是，每年过春节，他就只能在梦里和想象中走向那一片草原，去牧放那些牛羊了。回不了草原，他还能去哪里？他不想呆在屋子里忍受对草原的思念。他就出了家门，想随便走走，他看到了门卫的哨兵，就觉得，那哨兵也和自己一样，也是回不了故乡的人。于是，就走上前，让哨兵把身上的军大衣和肩上的枪都给他，说他要站岗放哨。然后，让哨兵穿着他的外衣回宿舍吃年夜饭、看“春晚”。哨兵不敢，他就说，这是命令。
于是，直到他退休之前的那些年里，每年春节，他都到机关门卫上替哨兵放哨，而让他们去好好吃顿年夜饭，看看电视。一些细心的人注意到，那几年春节的一些夜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门口的哨兵“又高又大”，和平时不大一样。后来，他到了两山绿化指挥部，春节放假，他就没地方去放哨了，就在每年的除夕夜，带些好吃的，去慰问那些守护在山上的民工，去给他们拜年。
在我采访经历中，对尕布龙的采访用的时间最长，有很多时间，我根本没办法和他取得联系。曾有一段日子，我往他家里、往两山绿化指挥部打过很多次电话，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他上山去了，不知道他何时会有时间。”
我能想象得到，他呆在那山上的情景。他先是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坐在山坡上，拿一支劣质香烟点着，吸一口，眼睛定定地盯着那些绿树看。他心里肯定会想：“今年栽的这些树几乎全都成活了。”然后，可能会叹口气。我想，他肯定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再也干不动了。现在走在山坡上已经有些吃力了。”每次上到山上，看着那一片又一片的葱茏，他就不想从那山上下来。他惟恐这是最后一次下山，下去之后再也上不来了。但最后他仍旧会乐观地说服自己，就像他平时爱说的那句话：“只要活着，就还得干。”
有很多时候，他真想把自己当成一棵树苗种在那山上，从此，与那山野长在一起。他喜欢山上的清净，喜欢在山上的绿树下乘凉歇息，也喜欢从山上驻足远望。
可是，现在，尕布龙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再三叮嘱亲属们，他走了之后，一切都要从简，不能收受任何财物，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还一再叮嘱，一定要把自己临时借住的房子及时归还省人大常委会。
亲属们在清理他的财物时发现，他只有8万元存款放在以前一个秘书的手里。据说，那是他在老家修建房屋的余款，总共剩余17万多元。其余9万多元，他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为哈勒景乡两户无房牧民解决了住房，给龙保一家人盖了三间瓦房，为哇里玛才仁一家在海晏县城买了三间瓦房，让他们从帐篷搬进了房屋；一部分用于哈勒景乡寄校和永丰村小学的保暖封闭项目；还用部分余款为这两所学校添置了一些取暖设备，为永丰村所有牧户买来了很多树苗———现在，这些树苗已经在牧人的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这就是那8万元存款的来历，除此，他再没有留下任何其它财物。
在为他送行时，有人说，尕布龙这样的人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有。也有人建议，应该把他葬在北山绿树成荫的某个地方，再给老人立一座碑，让他一直看着那日渐葱茏的山野。但是，尕布龙会在意人们的这样一个举动吗？而且，我想，那整个山野不就是一座纪念碑吗？
相信，那日益壮大的绿色林莽已将他的故事深深珍藏，在很久以后的日子里，讲给高原的夜晚，那时，肯定会有绿色的天籁吹拂人们的梦。
听说，解放后，尕布龙年轻时的故事曾拍成了纪录片到处放映，成为年轻共和国的一个记忆。还有一部片名叫《金银滩》的故事片影响更大，片中主人公的原型也是尕布龙，那时的尕布龙生活在大草原上。据老人们讲，尕布龙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样子就是影片中的经典画面。也许那样一种记忆永远也不会褪色，尕布龙一生都在做一种艰难的跋涉，就是让自己回到草原上去。其实，他和大草原生命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从青海湖边到黄河以南，他的影子一直在草原上游荡。
尕布龙一生没有亲生儿女，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养子、养女。姐弟俩，养子是他侄子，养女是他外甥女。儿子一直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儿媳下岗之后自己摆了个地摊、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女儿一直在草原上放牧，与同为牧人的母亲相依为命。身为妻子和女儿，她们一辈子都坚守着自己的领地，同时也为尕布龙守护着一片草原，一片心灵和精神的家园牧场。
他妻子，那个一辈子牧放善良的蒙古族女子早些年已经离开人世，孤独地去了另一个世界。除了家里人，尕布龙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她离世的消息。不仅如此，多少年来，尕布龙所有亲属婚丧嫁娶的消息从未告知过任何人，都是家里人操办的，顶多也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而已。在他和妻子的生前生后，他的好几位亲人也先后去世，这中间还包括他的哥哥和嫂子，一个个都是静悄悄地走了。
现在，他也走了，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愿，那个世界里也有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那样，他们又可以在一片草原上相聚，并开始新的牧人生涯，游牧。游牧天涯。（记者/胡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