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的奢华触目惊心

　　时期就已形成。这里讲的特权并不是指对某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或一部分领导人给予较高的工资或待遇，而是指利用权力享受种种特权。苏联的特权表现在：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

　　俄罗斯著名学者、苏联发展演变过程的目睹者阿尔巴托夫指出：“早在1930年代，所有这些已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二战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

　　二战之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的大大发展，逐渐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在苏联时期曾任州委书记、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根据亲身经历对苏联的种种特权加以揭示——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能够轻松的享受一切——你进入了！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特权阶层享受着现代化的医疗设施：“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致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且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的——如专门提供服务的师傅；专门的生活条件；专门的门诊部、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别墅、专门的住宅、专门的服务……”

　　“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他的一个主要职责是立刻去完成自己的主人及其亲属请求办理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包括还没有吩咐要办的事情。譬如要做一套新西服，只要说一声，不一会儿裁缝就来轻轻敲你办公室的门，给你量尺寸。第二天，你便能看到新衣服，请试试吧！很美的一套新西装就这样给你做好了。”

　　“每年3月8日妇女节，都必须给妻子送礼物。这同样也不费事，会给你拿来一张清单，那上面列出了所有能满足任何妇女口味的礼品名称——你就挑吧。对高官们的家庭向来是优待的：送夫人上班，接他们下班；送子女去别墅，再从别墅接回来。”

　　“每当政府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沙沙地飞驰而过时，莫斯科人通常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刻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里的人，而是由于这确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尚未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得到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驶。”

　　叶利钦谈到自己的别墅时叙述道：“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手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手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享受贵族待遇，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罗兰在《莫斯科日记》里写道：苏联已出现“特殊的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攫为己有”。

　　赫鲁晓夫时期，领导人的特权虽有所削弱，但依然存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开始悄悄地“斯大林化”。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由于实际上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实行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较为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极不稳定。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阶层。

　　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数量大大膨胀，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人们对特权阶层的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100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40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70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苏联的特权阶层有400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500万人。

　　第三，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体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

　　笔者认为，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么多为根据，而得出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状况的。虽然在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人数这一段时期多些，那个时期少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也称为“等级官员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那么，苏联为何要建立这样一个让苏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享受的特权制度，为何需要建立那种财富帮会式的官僚机构配给的方式呢？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文提到的）阿尔巴托夫的分析特别有道理。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是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来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

　　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那种认为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而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应该说，斯大林为苏共领导层提供的种种特权，是他建立的一种制度，或是说苏联政治制度的一个内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高度集权，权力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后来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里。这是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苏联解体后，特权阶层中的很多成员，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又大量侵吞国家财产。据一项调查，俄罗斯有61%的新企业主曾被列为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就是说，私有化为原苏共领导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从事投机，大发横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围绕公司控制权展开了各种斗争。

　　主要集中在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不顾广大民众长期受商品匮乏之苦，不顾人民为弄到一块面包和最起码的住房处于艰苦奋斗的境地，如此丧失道德地享受特权，这样的党，怎么能不脱离群众，怎么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怎么能不垮台呢！